2025年11月，英国女孩凯拉在TikTok上直播了她在中国的就医之旅：从落地北京到完成全套检查仅用时12天，总花费不到300英镑。相比之下，同样的检查在英国私立医院仅内窥镜一项就要花费数千英镑。受此影响，有美国、法国等国的博主纷纷表达同感，将中国描述为“就医的天堂”。
这看似偶然的网络口碑爆棚现象，实则是中国医疗全球价值被世界重新发现的历史信号。然而，面对这一规模近千亿美元的市场机遇，我们并未做好充分的准备。
一、中国国际医疗旅游面临的四大挑战
当前，中国医疗体系在承接国际医疗需求加速集聚的过程中，既面临全球医疗服务贸易普遍存在的市场竞争压力，也叠加了自身特有的资源约束与体制条件，面临“一个核心矛盾”与“四大挑战”。
（一）核心矛盾：医疗公益服务与国际市场化运营属性之间的张力
中国国际医疗旅游发展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在于公立医疗体系长期坚持的公益性定位，与国际医疗服务所必需的市场化运行机制之间存在内在张力。中国公立医疗体系的低价格与高可及性，建立在财政投入与医务人员高强度付出的基础之上，其制度设计的首要目标是保障本国居民的基本医疗权益。而国际医疗旅游本质上属于高附加值服务贸易，强调差异化定价、服务溢价和成本回收，对价格形成机制和激励结构提出了不同要求。
在现行体制下，试图在以公益性为核心的公立医疗体系中，通过设立“国际医疗服务单元”引入市场化业务，往往面临定价弹性不足、激励机制受限以及国有资产管理合规压力等现实约束。如果这一属性差异缺乏清晰的制度边界和运行规则，国际医疗业务既难以满足国际患者对服务效率和体验的预期，也可能对国内医疗公平性产生外溢影响，进而模糊发展方向。
（二）四大挑战
除上述核心矛盾外，在具体执行层面，中国国际医疗旅游发展还面临以下四个方面的突出挑战。
第一，监管体系与政策协同存在结构性阻滞。
国际医疗旅游是一项高度依赖跨部门协作的复杂服务活动，涉及出入境管理、医疗监管、药品和医疗器械管理、跨境支付、数据安全以及旅游服务等多个政策领域。目前相关职能分散在不同部门，尚未形成稳定、高效的协同机制。
在实践中，即便国际患者在入境政策上享受便利，其在携带自用药品、使用特定医疗器械、传输病历和影像数据等环节，仍可能因监管口径不统一而遭遇障碍。医疗数据跨境流动如果缺乏明确合规路径，亦可能触及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红线。这种协同不足，使国际患者的就医体验在多个环节被切割，削弱了整体服务的可预期性。
第二，支付体系与服务支撑能力存在明显短板。
相较于医院硬件条件的快速提升，支付体系和服务“软基建”建设相对滞后。目前，部分国际主流商业保险机构的直付网络尚未与公立医院全面打通，国际患者在一些情况下仍需先行垫付医疗费用，再通过复杂的跨国理赔流程报销，与国际医疗市场中“即时结算”的通行做法存在差距。
在服务层面，跨文化医疗沟通、预约与随访流程、医疗文书翻译等环节的标准化程度仍有不足，医务人员普遍缺乏系统性的国际服务培训。同时，由于缺乏规范的官方服务渠道，一些国际患者依赖社交媒体信息或非正规中介获取医疗资源，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也增加了潜在的医疗纠纷风险。
第三，法律风险防控与伦理约束面临合规压力。
随着国际患者数量增加，跨境医疗带来的法律与伦理问题日益凸显。在医疗纠纷处理中，法律适用、管辖权认定及判决执行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目前相关的双边或多边司法协助安排仍较有限。
在数据合规方面，医疗数据跨境流动是国际医疗不可回避的环节，但中国在医疗数据出境规则的透明度、可预期性及国际互认程度方面，仍有进一步完善空间。
从公平性角度看，若国际患者大量进入本已高负荷运行的普通门诊和公共医疗资源体系，而未实现有效分流，可能引发对资源分配合理性的质疑。特别是在涉及血液制品、重大手术等稀缺医疗资源时，单纯依赖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容易触及伦理和制度边界，有必要提前明确规则。
第四，产业可持续发展面临资源配置与生态平衡考验。
在国际医疗业务利润预期的驱动下，如何防止优质医疗资源和高水平人才过度向国际服务倾斜，是必须正视的问题。如果缺乏有效约束，可能对国内医疗服务价格和可及性产生长期影响。
同时，还需关注在对外合作中维护医疗技术自主性和核心人才安全，避免在国际竞争中陷入低端服务或单一技术依附的被动局面。如何建立科学的评估与调节机制，在经济收益、社会公平与医疗安全之间保持动态平衡，是决定中国国际医疗旅游能否实现长期健康发展的关键。
二、当前亚洲邻国医疗旅游发展的核心经验
通过对印度、泰国、新加坡、日本及韩国等亚洲先进医疗旅游国家的深入分析，我们提炼出以下四条核心经验：
首先，亚洲邻国的实践表明，破解监管与政策协同障碍的关键，在于从单一部门推动转向跨部门的制度化协调机制。
医疗旅游并非单纯的卫生政策问题，而是同时涉及医疗监管、旅游推广、签证与出入境管理、对外交流等多个领域。
以印度为例，其由旅游部牵头设立了国家医疗健康旅游委员会（National Medical & Wellness Tourism Board），作为跨部门协调平台，吸纳卫生、传统医学（AYUSH）、行业监管机构及私营部门代表参与，统筹医疗与健康旅游的整体战略、国际推广和服务规范。该机制虽不直接提供医疗服务，但在政策协同、品牌塑造和国际沟通中发挥了枢纽作用。
泰国同样通过卫生部门、旅游主管机构及相关行业部门的协同，持续推动医疗服务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将医疗旅游纳入国家旅游与服务业升级的整体框架之中，而非孤立推进。
其次，在处理医疗公益性与市场化之间的张力方面，亚洲邻国普遍采取了事实上的差异化运行路径，以降低伦理与资源挤占风险。
新加坡在保持高质量公立医疗体系、优先保障本国居民医疗可及性的同时，允许私立医疗机构按照市场规则发展，面向国际患者和高端需求提供服务。尽管这种区分并非以法律意义上的“严格双轨制”存在，但在资金来源、服务对象和价格体系上形成了相对清晰的分工。
在泰国，公立医院仍以本国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而以康民医院（Bumrungrad）为代表的私立医院则高度国际化，面向海外患者提供更高价格、更高服务标准的医疗服务。这种市场分层在实践中减少了国际患者对本国基本医疗资源的直接竞争。
再次，相较于单纯扩张硬件规模，亚洲邻国更强调以服务体系和制度性“软基建”来支撑医疗旅游发展。
泰国部分大型私立医院积极与国际商业保险机构合作，提供多语言服务、医疗文书翻译、国际患者协调与术后随访等配套，降低跨国就医的不确定性成本。
新加坡则通过严格的医疗监管、国际通行的认证体系以及相对稳定透明的法治环境，持续积累国际患者和保险机构的信任。
日本在医疗旅游领域的优势更多体现在标准化、精细化的医疗服务，尤其是以高端体检为代表的项目，通过明确的流程规范和质量控制建立信誉。这类国家层面的制度与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单体医院的个别营销，降低了国际患者的选择成本。
最后，在国际竞争中，亚洲邻国普遍避免“全面出击”，而是通过相对清晰的国家或产业定位来占据特定生态位。
印度主要依托显著的成本优势、英语医疗环境和成熟的医院体系吸引价格敏感型国际患者，同时将阿育吠陀、瑜伽等传统医学与健康旅游纳入整体叙事，但其国际医疗旅游的核心竞争力仍以现代医疗服务为主。
泰国则有意回避在尖端医学科研领域与欧美正面竞争，转而强化“医疗与旅游结合”的特色，在整形、牙科、体检等消费型医疗服务上，通过服务体验和旅游配套形成差异化优势。
这一经验表明，国家层面的医疗旅游发展需要明确自身比较优势，形成可识别的定位，而非试图承接所有类型的国际医疗需求，否则容易导致资源分散和政策目标模糊。
三、政策建议
为将当前国际患者对中国医疗服务的“自发流量”转化为可持续的“产业增量”，在有效防范医疗伦理、公共资源挤占及跨境风险的前提下，有必要构建一套目标清晰、路径可控、责任明确的国际医疗旅游治理体系。为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统筹机制，加强部门协同
国际医疗旅游涉及医疗监管、出入境管理、对外交流、金融支付和贸易服务等多个领域，单一部门难以独立推进。建议依托国务院现有服务贸易、扩大开放或健康中国相关部际协调机制，设立“国际医疗旅游专项工作组”，由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参与，重点聚焦政策协同与试点统筹。
在条件成熟的示范区域内，探索解决若干关键政策堵点：一是研究对持有指定医疗机构正式邀请函的国际患者，探索更加便利的医疗相关签证或入境便利措施；二是协调金融监管部门，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推动国际商业保险支付与国内医疗机构的合规对接；三是会同海关、药监等部门，在明确监管责任和负面清单的基础上，探索国际患者自用药品和必要医疗器械入境的规范化管理路径。通过试点先行、部门联动，减少政策碎片化对国际患者就医体验的影响。
第二，坚持试点先行，加强标准与规范建设
为避免全国范围内盲目推进、无序竞争，国际医疗旅游发展应坚持“先行先试、以点带面”的原则。建议在医疗资源基础较好、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择优布局少量国家级国际医疗旅游示范区，开展制度和政策的压力测试。
在此基础上，研究建立“中国国际医疗推荐性认证体系”。该体系由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定位为国家推荐性标准，不构成行政许可，不替代医院现有执业资质。认证内容应兼顾国际通行规则与中国实际，涵盖医疗质量与安全、服务流程规范、患者隐私与数据保护、价格透明度、多语言服务能力等方面，并鼓励具备条件的机构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医药特色服务。通过前述认证的机构，可纳入国家层面的对外推荐名录，并在签证便利、保险合作等方面享有优先对接权，以发挥标准引导和市场筛选作用。
第三，优化运行机制，稳妥推进国际化服务探索
缓解国际医疗发展对公共医疗资源可能产生的挤出效应，关键在于形成更加清晰的服务分层和运行机制。建议在不改变公立医院法人属性和公益定位的前提下，探索公立医疗机构内部国际医疗服务单元在服务流程、运营管理和成本核算方面的市场化运行机制，引入专业化管理理念，提高服务效率和国际化水平。
国际医疗服务单元应实行相对独立的成本核算和专账管理，其定价遵循市场规则，相关收益主要用于改善医疗服务条件和支持公立医疗体系可持续发展。在条件成熟的示范城市，可在政府引导和风险可控前提下，支持国内优质医疗机构与国际商业保险机构开展合作探索，逐步推进合规的商业保险直付或结算便利机制，并将相关能力作为CMT认证体系中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以降低国际患者的支付成本。
第四，统筹品牌建设，稳步推进国际传播
国家层面的制度信誉和专业形象，是国际医疗旅游发展的重要信任基础。建议由文旅、商务等部门会同相关主管部门，统筹制定“中国医疗”国际传播与品牌建设方案，明确传播重点、对象和边界。
在对外传播中，应以医疗能力、制度规范和学术水平为核心内容，重点展示中国在特定疾病领域、复杂手术和重症救治方面的专业实力，避免简单化的价格竞争叙事。通过国际学术会议、专业论坛和权威媒体等渠道，支持优秀医疗团队和专家参与国际交流，提升中国医疗的专业声誉。在条件成熟的地区，结合康复、养老和中医药等特色资源，探索具有差异化优势的综合医疗与康复服务模式，但不宜将其作为对外品牌的单一主线。
第五，完善产业配套，规范服务生态
国际医疗旅游涉及医疗机构之外的大量配套服务，必须同步培育和规范相关服务主体。针对当前跨境医疗中介服务市场秩序不规范的问题，建议优先建立跨境医疗服务商的准入、备案和监管制度，明确其服务边界、信息披露义务和法律责任。
在监管框架明确的前提下，扶持一批具备医学背景、熟悉国际规则、服务能力规范的专业服务机构，为国际患者提供包括病历翻译、远程咨询、行程协调、就医陪同及术后随访等在内的规范化服务。探索引入责任保险等风险分担机制，提升行业整体可信度，降低跨境医疗纠纷发生概率，使其成为连接国际患者与中国医疗机构之间的专业化、规范化桥梁。
总之，中国国际医疗旅游正处于由零散探索向规范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这不仅是服务贸易发展的新机遇，也是推动中国医疗服务体系在更高水平上与国际规则接轨的重要窗口。通过循序渐进、风险可控的制度创新，有望逐步塑造专业、可信、可持续的“中国医疗”国际形象，为全球健康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作者赵付春系博士、副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数字经济研究室主任，顾文兵系复旦-港大IMBA明博医疗俱乐部理事、医疗行业资深专家。）
来源：赵付春 顾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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